白癜风能控制吗 http://disease.39.net/yldt/bjzkbdfyy/6198022.html“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美学界的电影研究几乎为各种理论所主宰，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到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理论之类应有尽有，而在电影研究领域中一些学者为纠偏而发出‘回到历史’的呼声。”文/陈建华01—前言：“影”与“戏”关系问题年代初《阎瑞生》、《海誓》和《红粉骷髅》三部故事片接踵问世，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生成犹如报晓初啼，此后发展之势一日千里。近年“重写电影史”以来已确定了它们的重要地位，尚缺乏深入探讨。惜乎原片失传，但有关文字与图像资料尚能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对这些资料作收集和分析不仅可增进对于各片的制作与批评等方面的了解，也有利于对电影与文学、都市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及文化整体的把握。须指出的是，在电影传入中国二十余年里，有志电影者暗中摸索而不断克服观念与技术等方面的困难，这三部影片留下难以磨灭的艰难拓荒的印记。笔者曾经就殷明珠、但杜宇与《海誓》及早期电影的特征做过一些研究，[1]本文则集中讨论《红粉骷髅》。与前两片比较，在制作成本、编剧、广告与批评等方面显然进步多多。影片从流行小说脱胎而来，爱情与道德警世的主题加上侦探与武打的内容，类型上糅合中西，多元杂交，影评空前繁盛且获得英文报纸的影评，这些方面足可称道，标志着电影生产体制初具规模、电影观念的某种成熟形态。特别是编导管海峰在早年从事戏剧创作与实践，与郑正秋相似，而转向电影的路径不同，对于中国早期电影观念的形成具有探讨的价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美学界的电影研究几乎为各种理论所主宰，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到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理论之类应有尽有，而在电影研究领域中一些学者为纠偏而发出“回到历史”的呼声。[2]在早期电影研究中汤姆·甘宁（TomGunning)反对以好莱坞式写实叙事模式作为批评标准的线性史观，认为早期电影是一种“吸引力电影”（TheCinemaofAttraction）：“直接诉诸观众的注意力、煽起视觉好奇心并通过眩目的景观而提供愉悦，因此无论虚构还是纪实，那是一种以自身兴趣为鹄的的独特事件。”同时他强调那些使观众荡气回肠的特写镜头与戏剧表演正体现了早期电影的本质。[3]这一“艺术考古学”的范式转向在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中有所反映，如钟大丰回到历史语境中强调晚清以来流行的“影戏”一词时提出：“‘影戏’从内容表现的具体功能出发，而不是从影像和镜头等影片的具体构成因素出发把握电影。电影首先或主要是被看作一种戏剧性的叙事艺术。‘影戏’一词的重点是在‘戏’上。在对电影的基本认识中，‘戏’是电影之本，而‘影’只是完成‘戏’的表现手段而已。人们对于电影本性的认识，是从把它看作是戏剧艺术的一种延伸开始的。”[4]作为全球时代的文化景观，汤姆·甘宁与钟大丰的观点发生互文交集，为不少研究者征引与参照，MaryFarquhar与ChrisBerry合撰的《影戏：走向一种中国电影的新考古学》一文是个典型例子。[5]该文另以著名作家与影人徐卓呆的“影戏者戏也”之论来加强“‘戏’是电影之本”的论述，并通过对早期电影至“文革”时期的戏曲片的考察揭示了其中所贯穿的“影戏”理论也凝聚着中国电影的民族认同。另一例子是张真在《电影艳史》一书中认为钟大丰的“影戏”观固是灼见，但不宜一概而论，正如她所引述的，汤姆·甘宁为摆脱“理论的专横”而十分重视犹如“检验历史与理论之间关系的实验室”的影片个案剖析。通过对年明星影戏公司的《劳工之爱情》一片的细读，张真认为该片既有“吸引力电影”的特征，同时也呈现朝向后来好莱坞影片写实叙事模式的过渡形态。她精辟指出：“在上海的都市杂交文化中现代话剧在‘戏’与‘影’的协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商业上获得成功的《黑籍冤*》（）与《阎瑞生》（）两片，即从风靡一时的文明戏改编而来，但其中贯穿着对于视觉器具的电影摄影与比戏剧更为复杂的现代商业实践的制片意识，显示早期电影制作者探索‘影’的潜力。”[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