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与做官
官大文章好，这已经成为官场通则，不管好不好下属都得说好，而且声音要响亮。古往今来，做大官写锦绣文章的人当然有，比如曹植、欧阳修、王安石等，但那是异数，属于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据说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的文章也写得十分出色，得到当时圈子里人广泛赞誉。尤其是在他那一帮子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幕僚眼中，曾国藩不但是官场导师，同时也是学问文章的良师。
曾国藩是如何看待作文和做官的呢？公务闲暇，曾国藩曾与幕僚赵烈文就谈到此事儿。他说：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些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到某一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一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说着说着，曾国藩还顺手将诗仙李白拿出来举例，说他如何如何博学多才，但在官场混得却基本上是一塌糊涂，根本没有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只好背一把宝剑四处游山玩水，最后不知所终。明朝的唐寅从小聪慧异常，文章更是写得神采飞扬，然官场根本无他的容身之地，直至卷进宁王叛乱，差点连小命都丢了……总之，他的基本观点是，写得好文章不见得能做个有出息的官，反过来同样适应。
其实，一辈子做惯了落魄文人，尽管自己的文章写得已经不错，他怀才不遇的心思是难免的，但此时还要觉得自己能当好官，那就是不自量力了。但做官时间长了，天天被人众星捧月般恭维着，飘飘然是难免的，既然俺官能做得这么成功，还有什么事做不来的？不就写点小文章吗？于是官员著作成风，不信可以到领导书橱中看看，显眼处必定摆放几本现任上级领导的大作。读不读无所谓，摆不摆则是态度问题。设若领导来下级办公室视察，在书橱里见到了自己的著作，就像在公共场所见到自己的画像，立即就亲近了许多，没准心里边还在说，这小*还不错。
坐天下不比打天下，打天下讲究个弓马娴熟，坐天下却需要文化人。“老子是大老粗”之类的话，最多只是打天下和坐天下交接时期的时髦语言，和平了当然要斯文，装也要装得文武双全。于是，现在有些领导喜欢出书，大部头，砖头一般，沉甸甸的拿在手里极有分量。这里边当然不乏作者呕心沥血之作，但好像更多的是将讲话报告通知通报咳嗽打喷嚏零零总总弄出一大摞，然后配上精美装帧，煌煌“大著”就算出笼了。接下来的事情不说大家都知道了，卖书。在读书人一天比一天少，纸质书刊积压天天增加的今天，却有人因为书“卖得”火而大发其财的，“雅贪”由此而生。比如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仅仅卖卖自己编的书即获利1600万元。如此看来，跟风出书的官儿求名因素是有的，牟利才是最要目的。既然牟利，作为载体的“书”当然不好算是纯粹“作文”了。
文章是自己的好，弄这玩意儿的人感觉良好时或许会觉得可以包打天下。理论基础是曹丕同志的一句话：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瞧瞧，这高度提得够高的了，然而，一篇小文章真有如此神奇吗？除了“老三篇”，别的真不要做这种想头，否则会痛苦的。说说自己心里话，让别人看了也有所触动就可以了，能拿点稿费又是意外之喜。而官做得认为自己随便咳嗽一声就飞珠溅玉了，不刊刻成文，不藏之名山就不足以指点江山、拯救世风，那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实与制造垃圾无异。
这个世界当然需要仰望星空的人，也的确要为后世留点东西，文章似乎能做到这一点。当官的可以写文章，但要认认真真写，如果精力够用的话。否则就应该先好好当官，这才是主业。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