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我们推出了《“酒徒”成追忆饮尽一年华》一文，纪念、送别远行的刘以鬯。
实际上，早在年，《深港书评》就采访过年过九旬的刘以鬯。彼时刘老被选为香港书展及文学节首届“年度文学作家”。《深港书评》时任主编庄向阳亲自赴港，对91岁高龄的刘老进行了独家专访。
年
晶报记者专访刘以鬯时拍摄的刘以鬯夫妇
左为刘老太太罗佩云
彼时正值刘以鬯旧作新书《甘榜》刚刚出版、《酒徒》改编电影拍竣之际。此后，他便很少再出现在媒体大众的视线中，因而《深港书评》当时的采访记录便显得弥足珍贵。
在此，我们回访了当年的采访者庄向阳，并撷取刘老当年在访谈时发表的一些真知酌见，借此回忆当年大师的风范。
《深港书评》时任主编庄向阳
年，
晶报书评周刊推出了刘以鬯的专访报道。
世间有“对倒”
重温刘以鬯
01
做“娱乐自己”的作者
“刘以鬯先生个头不高，体型瘦削，黑框眼镜后边的那双眼睛，尤其显示出他的睿智。”
这是庄向阳当年在记者手记中记录下的文字。而回忆起当年采访时刘以鬯给他的印象，庄向阳用“儒雅的智者”这五个字来概括，“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与气度。”
在庄向阳的回忆中，虽然当时老先生已年逾九旬，听力似乎有一些退化，有些问题也需要夫人罗佩云女士在旁“翻译”，偶尔也会有一些答非所问，但全程的采访没有一点架子和着急，谦逊而彬彬有礼。
令庄向阳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采访过程中，服务员为刘以鬯倒水，老先生还会站起来说“谢谢”，动作自然而不假思索，足见先生的修养。
采访当中，刘以鬯也曾谈及在香港以文谋生的不易，感叹“在香港做一个娱乐读者的作者很辛苦”。有一段时期，他同时要写十二三篇小说，当时各家报纸都有他的小说在连载，粗糙地来计算，每篇字，一天13篇，每天就有1.3万字，一个月40万字。这样起早贪黑的日子，刘以鬯差不多过了二十几年。
老先生当时还用一个有趣的例子来形容，“有时写得早时，还可以和太太去逛逛商场，比较惨的时候，则要写到电视节目里英女王走出来的时候（意味着电视节目结束）。”然而，让我们倍感敬佩的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金钱挂帅、文人式微、“娱乐读者”的阅读文化生态中，老先生仍坚持着写“娱乐自己”的作品。
虽然采访当中没有直接谈及文学理想的问题，但庄向阳认为，“娱乐自己”便可归纳为刘以鬯的文学追求。在如今为了追求“10万+”，迎合市场的“制文”风气中，刘老这种精神尤其值得每一个写作者深思与学习。
刘以鬯与其太太罗佩云
“《对倒》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书”
虽然刘以鬯不是一个原生的香港作家，但他却是香港文学里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他的现代主义、意识流等，给香港文学带来了开创性的改变。也正因为如此，香港书展才会将第一届“年度文学作家”的桂冠授予他。
那么，在自己这么多的作品中，刘以鬯自己最喜欢哪一部呢？庄向阳这个问题同时也代表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刘以鬯自称是《对倒》。
“我很喜欢集邮，有一种邮票是两张邮票连在一起，一种是上中下，一种是下中上，所以叫对倒。看了这种邮票，我想，我可以写一篇小说，也叫‘对倒’，把两个没有关系的人放在一起，邮票是一上一下，一种是上对下，一种是下对上，主角怎样对倒？第一，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第二，一个是中年男人，一个是少女，这就是对倒。”
小说写作上看似很有自己的章法，那么，这些灵感来源于哪呢？刘以鬯却很坦白：“我说了你可能不相信，可是这是事实，有时候拿起纸来都没有灵感，就先想一个题目，比如‘对倒’，然后根据这个题目来写。”
作为“中国意识流小说”的先驱，刘以鬯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作家的影响。他读过乔伊斯、普鲁斯特、托马斯·曼、海明威、弗吉尼亚·伍尔芙、菲茨杰拉德、卡夫卡、加缪、纳博科夫的作品，同时代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认知，很少有人这么系统而完整。而正因为知之甚深，在影响的焦虑下，创作变得艰难。
刘以鬯不是喜欢与人雷同的作家，每篇小说，即使数百字，他也力求独特，致力于在他人的终点向前再迈一步，而不是借他人的形式换上自己的内容。当年的采访中，91岁高龄的刘以鬯仍时刻惦念着自己要写与众不同的小说，即使写下去有点困难。
比如在坐电车的时候，他还常想着可以将自己坐电车的经验放到写作中去，“我常常到中环、上环，那边有电车总站，我坐这个电车回家，回北角，上行的时候见到的街景与下行见到的街景完全不同，我就想写这么一个小说，能不能写得出来我还没有把握，因为年纪大了。”
01
谈香港的现代文学要找不同
刘以鬯曾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刘以鬯作品中对于香港社会的反映和影响，也是我们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