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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导师制的年度十大好书，是《晶报·深港书评》对年度好书评选的又一次创新。每一次变化，都代表了我们对于年度好书评选的态度——既要公平、公正、公开，也要求被监督、具有权威的解读，更重要的是鼓励好作品能够持续出版。我们所选的两位导师，是从年度的十大好书作者中选出来的，他们分别是虚构类好书《应物兄》的作者李洱、非虚构类好书《袍哥》的作者王笛。
年度十大好书的长书单（虚构和非虚构各50本）出来后，两位导师利用春节假期进行阅读与点评，各自发表了对长书单的看法。
此外，众盼已久的短书单也将于明日公布。敬请期待(^▽^)
▲点击图片查看十大好书评选长书单
「虚构类导师」
??李洱?LIER?
中国先锋文学之后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出版有《李洱作品集》（八卷）。《花腔》年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年被评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中国十佳长篇小说。主要作品被译为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韩语等在海外出版。长篇小说《应物兄》获年度《晶报·深港书评》虚构类十大好书。
对长书单的点评中，李洱总结了年中文出版的状况，也谈到了如阿来、麦家、池莉等持续创作的作家的写作风格，他尤其对青年作家着墨甚多，可以看出李洱对文学未来的期待，并对一些作家有所评价。最后李洱对什么是经典文学做出了阐述。
新人作品让我感受到文学新的可能性
李洱/文
年春天，这无限循环中的又一个庚子年的春天，将永载史册。当我应邀评点入选的50部虚构作品的时候，北京郊外正是大雪弥天。彻骨的寒冷没能阻止疫情的传播，无数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那座九省通衢之地，那么多可悲可叹又可泣可歌的事件正在人间上演。显然，阅读文学作品所需要的那份宁静，此时此刻很难光顾书桌。
这是一种特殊的“境况性现实”。正如萨义德所说，作家、诗人的创作实践以及文学批评，都已经无数次证明：虚构作品都自有其特殊的“境况性现实”，它由言说者和听众在内的话语情境所支持。按照萨义德的说法，文学是在一个特殊场合的激励中写成的，写作、出版和传播作为一个事件，又将导致另外事件的发生，比如文学批评和来自媒体的评价。
眼前这50本虚构作品，既然是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精心选出，我相信它们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年的中文出版水平。其中有些作品刚出版时我已一睹为快，个别作品却至今未能详读，其文本内部到底蕴藏着怎样的宝藏，自然令人兴趣不减。有些作家大多数读者早己耳熟能详，而有些作家我则是首次听说。不过，所谓的新人既然能够脱颖而出，想必已在文学之海中泅渡多年。
在日益飞速发展的时代，一个持续写作的人，显然值得充分尊重。在年，我注意到阿来、邓一光、麦家、刘庆邦、张柠、池莉等作家，继续保持足够的活力。他们鲜明的创作风格，使他们能够被一眼认出。加缪说，艺术家对取之于现实的因素重新分配，并且通过言语手段做出了修正，这种修正就叫风格，它使再创造的世界具有了统一性和一定限度。通过这些成名作家的写作，你可以看到文学对天灾人祸保留着足够的记忆，并有可能从神话思维那里得到启示；当硝烟散去，虽然创痛仍将继续在人类心底发酵，但仁慈已经漫上心头；在世俗的现代社会讲述传奇，似乎意味着古老的讲故事的方法仍未远去；而在一个被充分注意到的道德化的日常生活中，一代人的成长必将笼罩着驱散不尽的伦理烟云；从上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在新世纪的今天依然可能焕发出诗性。
稍加留意，或许就可以发现，这些作品几乎代表着当代作家是在不同方向上持续发力。但我想多说一句的是，台湾的童伟格和大陆的*孝阳，虽然都是汉语写作，但作品却呈现出微妙的差异。我之所以做出这种比较，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思路似乎有某种相同之处，但因为语境的不同，他们的风格又各呈异态。我只说一点，轻与重的关系，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被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处理。这似乎提醒我们，任何一位作家的写作，都有要放在更多的维度上考察。
坦率地说，我的目光常常会被那些文学新人所吸引，因为我总是想看到一种新的语言方式，新的讲述故事的方式。借用布鲁姆的话说，我想看到一种“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文学。对于热爱汉语写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甘甜。我想，在年，林培源、蔡东、王苏辛、胡迁等人的写作，让我感受了某种新的可能性。任何时代，文学新人总是在两难中成长起来的：既要对已有的文学实践保持尊重，这不仅是文学史得以延续的标志，更大的意义上是对已有文明成果的继承，同时又要破茧化蝶，以反叛的姿态完成自己，然后呢？然后当然才是最重要的一步，即突破自己，有如凤凰涅槃。林培源和蔡东的写作，都带着显见的知性色彩。对二十世纪重要的短篇小说谱系的认识，以及相对较长的文学训练，使他们的叙述敢于在黝暗和光明的中间地带徐徐展开，如同深潭对瀑布的反照。他们无疑都有令人钦羡的写作前景。胡迁的写作，不妨理解为影像现实在小说文本中的折射，或许是作家电影以某种方式的延续。而王苏辛的写作，相对于笔下人物生存的艰辛和逼仄，其文本却有力地显示了年轻作家少有的疏朗和广阔，并因此获得了文学的力量。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新一代女性写作者不再纠缠于男性与女性的性别之战。需要承认那是个重要的写作领域，但又必须承认至少在这个时代它已不是最重要的写作领域。或许应该记住乔叟的讽喻性名言：上帝，假如女人写下了许多故事，如同僧侣们写下了大量的圣喻，她们定会记下男人们的更多罪状，要让所有亚当的子孙都弥补不完。
尽管知道对外国作家的出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