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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牵头译者，“香港散文五大家”之一，刘绍铭身上的这两大金字招牌闪闪发光，但其本人却极低调。
由于年轻时家境不好，刘绍铭的文学基础全靠自修，报纸副刊上的文章都是他的“老师”。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从小接受的多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但他大学却是在台大外文系就读，并获得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其英文修养亦极深，可谓“双轨并行”。
正如刘公在《浑家·拙荆·夫人》一书中所写，作为在旧社会长大的人，幼时自然读过像《千字文》或《幼学琼林》这类蒙学书，日后行文，所循典范，规矩也很严苛，看不得当下这些跳脱的文字。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用“毛笔”来比喻。
而在台大求学、参与《现代文学》杂志出版；在美国深造、拉起一批校友翻译了夏志清先生“离经叛道”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刘绍铭，又怎会是个老学究？手执“钢笔”的刘绍铭，翻译了《一九八四》，翻译了马拉默德、贝娄、辛格等人的作品，还把许多中国文学译成英文推出海外。这位“有使命感”的译者，坚持翻译的书必须是自己挑的，“我不认同的东西就不会翻译”。
一手握“毛笔”作文，一手执“钢笔”译著，这可以当作刘绍铭蓝天作镜、烟雨人生的写照。
“我说话会得罪人哦”
得中华书局焦雅君的引见，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我来到了刘绍铭先生“蜗居”了20年的岭南大学。
位于香港屯门的岭南大学并不大，正值开学季，老生带着新生正在校园里搞活动，原本寂静的校园仿佛为此也平添了几分青春气息。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工作的刘绍铭先生，不知是否心态也保持年轻？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翻阅着刘绍铭先生的著作——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蓝天作镜》。
《蓝天作镜》一书收录刘绍铭先生随笔63篇，妙手偶得都是上好的新鲜话题：“美国的哈英族”、“玩字儿的玩艺儿”、“随笔说夏公”、“盛世苍凉”、“张爱玲的甜言蜜语”……他兀自燃烧的是对阅世与读书的专注，他在笔墨中尽情释放自己的能量，他在公共空间发表自己的精彩见解。董桥先生如此评论道：“读刘绍铭的文章我读的是他带点温情的愤世和带点孤僻的学养……听刘绍铭偶然聊起文字生生死死之苦免不了也有张爱玲心中‘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不是自伤，不是自怜，是‘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的苏醒。”
不多时，刘公现身。算算年纪，他今年已近80高龄，腿脚却还灵便。我在一旁听其和焦雅君商量出版相关事宜，说话声音虽略有含糊，但思维很清晰。他一边翻找办公室书柜上的书，一边跟我们交谈，不一会儿，我和焦二人怀中便抱满了他赠送的旧书——心里简直乐翻天。
我拿到一本刘公的散文集《吃马铃薯的日子》，这本书基本涵盖了他年轻时的生活和经历：艰难、不屈、向上。
与许多出身书香门第的名家不同，刘绍铭先生自幼失怙，无父无母，从来没有在一个有书的家庭环境下长大。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年去台湾读大学之前，他从来没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可以看书的环境。“我在香港没看过什么翻译的书，因为那时候我打工的钱只够糊口，根本买不起书。我都是自修，包括看报纸，报纸副刊对我影响非常大，我从中吸收到很多的基本知识。”谁能想到，这样的环境，硬生生地让他撑开了一片天地？
刘绍铭先生闻名于内地，最早是因为主持翻译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实际上，刘公的散文成就也颇高，除了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蓝天作镜》外，此前国内的出版社还出版过他的《爱玲小馆》、《一炉烟火》、《冰心在玉壶》等等。他用笔名“二残”所写的《二残游记》也备受读者喜爱。
刘公平易近人，但采访他并非易事，因为这位前辈并不愿多谈个人成就，亦不爱评价他人。若是再多问两句，他便会皱一皱眉头，说：“我说这话会得罪人的哦！”
“初级的翻译是可以教授的，高级的翻译则要靠自己领悟”
晶报：当初您为何会选择从事翻译工作？
刘绍铭：我从事翻译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我认为“Atranslatorlivesaborrowedlife.（一个翻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里）”比方说，我很想写出像杜斯妥也夫斯基（又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品，但是我没有那种天分，写不出来，怎么办？于是就借着翻译他的作品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我有好几个翻译作品都是借来的生命的表现。其中之一就是伯纳德·玛拉末（又译作伯纳德·马拉默德）的《伙计》。
晶报：当初在台大外文系的那段求学经历对您的翻译有什么影响？
刘绍铭：我觉得初级的翻译是可以教授的，但是高级的翻译则要靠自己领悟。我在台大外文系时是由朱立民先生教翻译，那是在或年吧，他刚从美国杜克大学拿到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回台湾。朱先生对阿瑟·米勒的剧本很感兴趣，所以教材就选用米勒的名剧《推销商之死》（又译作《推销员之死》），班上有十一二个同学，朱先生就叫每个人翻译几句，基本上就是口译。不过现在想来，朱先生那样教，我们也没学到什么东西（笑）。我并不是在批评老师，那时的资源有限，谁去教都是一样。
晶报：您的英译作品中有很多是犹太裔美国文学，是有意为之吗？
刘绍铭：其实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我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的作者是犹太人，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比如我翻译《魔桶》之后，一次偶然读到玛拉末的生平，才知道原来他是犹太人，所以我并不是特别有意为犹太裔美国作家发声。说起来，当年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周围没有什么中国朋友，只身一人，非常寂寞。有一天我在书店偶然看到《伙计》这本书，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听过玛拉末这个人物。这本书我一看就迷上了，于是就把所有能找到的他的作品都找来看。
《伙计》写的是有关“redemption”这个主题的故事，而这是中国文学传统里没有的，因此把“redemption”译为“救赎”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想。《伙计》这部小说最感人的地方就是寻求“redemption”。至于以撒·辛格的作品也是偶然发现的，也让我很感动，于是翻译了他的《傻子金宝》。这本书的主角傻子金宝相信救赎与天堂，如果不是从宗教的观点来看，这个故事简直难以置信。同样地，我也是先被辛格的作品感动而决定翻译的，后来才发现他也是犹太人。说来也蛮有意思的，在我翻译辛格的作品之后，他才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在翻译辛格之前，我还翻译了贝娄的《何索》（又译作《赫索格》），这本书也很能引起我的共鸣，碰巧的是贝娄也是犹太人（笑）。谈到这本《何索》的中文翻译，我有一件事多年耿耿于怀——开始翻译《何索》的时候我在香港，但是译到一半的时候必须离开香港，这把我的整个计划都打乱了，所以那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就找了颜元叔（-，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先生来翻译。他是我在台大的学长，比我高四级，当时是台大外文系主任。所以《何索》的前半部是我译的，后半部是颜先生译的。上面提到的这几部译作都是由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当时戴天就在那里工作。
晶报：戴天也是您在台大外文系的同学吧？
刘绍铭：是啊，戴天跟王文兴、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李欧梵等人同班，我比他们高一班，叶维廉比我高一、两班。戴天、叶维廉和我都是香港侨生。王文兴、白先勇他们那一班真是了不起，大三时就创办了《现代文学》。
晶报：当时您也参与了《现代文学》的编撰吧，还写了发刊词？
刘绍铭：对，是我写的，但没有署名。那时候我比较常抛头露面。当时一起投入到《现代文学》写作圈的有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戴天、李欧梵等人。戴天毕业后回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我因此才跟香港美国新闻处有接触。宋淇、张爱玲、聂华苓、余光中他们在我之前就为这里从事翻译工作了，和他们相比，我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有美国的博士学位，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通过戴天认识美国新闻处负责美国文学作品中译的费德曼。他们找我翻译，我就自己挑了些作品。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文学中译一般都是美国新闻处选好了书交给译者，而我翻译的那些书全部是自己挑的。
刘绍铭
广东惠阳人，年生于香港，笔名桑鲁卿、二残、袁无名。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就读大学期间是著名学者夏济安的学生，与白先勇、李欧梵等台大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年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国立新加坡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与旅美学人夏志清有深交，协助其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并担任部分翻译工作。学贯中西，著译颇丰，尤擅中西比较文学及翻译学，向来关心中外文坛动态与成就，每多评论，快人快语，在当今香港文坛上与董桥、林行止、李欧梵、陶杰并称“五大家”。
晶报记者姜梦诗/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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